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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程

--中国共产党在浙江90年
曾林平
时间:2011-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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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国共产党在浙江90年是怎样发展壮大起来的?

  在介绍这个问题之前,先向大家提供一组数据: 19229月,浙江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杭州小组成立,全省共有党员3人,党组织1个;19495月,浙江解放,全省共有党员47072人,基层党组织2389个;1978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省共有党员981666人,基层党组织78026个;2010年底全省共有党员3304000人,基层党组织 177000个。这一组数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浙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程。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到现在,已经走过了90年艰辛而辉煌的历程。这90年的历程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时期: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现在,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9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浙江是怎样发展壮大起来的呢?下面就按三个历史时期来分别介绍。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红船上,她是哪一天诞生的呢?大家可能都会说是192171日。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对的,71日是党成立的纪念日,并不是党成立的日子。有些同志可能会问,党成立的纪念日和党成立的日子为什么会不一样?因为党的一大是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召开的,几乎没有留下文献资料。参加一大会议的代表会后都奔赴各自的岗位,大家也都没有刻意去记一大是哪一天召开的、哪一天结束的,时间一长,这个问题就变得模糊了。开始十几年,我们党还比较弱小,斗争环境也比较艰苦,也没有考虑要纪念党的成立这样的事情。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的党中央提出要纪念党的成立。既然要纪念党的成立,首先就必须搞清楚党是什么时候成立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无法搞清楚,当时在延安参加过一大的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个人,他们两人只记得召开一大的时候天气很热,好象在七月份,但具体是哪一天已记不清楚了。在实在无法搞清会期的情况下,就把七月份的第一天七月一日作为党成立的纪念日。1941630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正式规定七一是党的诞生纪念日,后来就这样一直延续下来。

  真正把这个问题搞清楚的是上世纪80年代。当时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的一位党史教师邵维正(浙江黄岩人)经过多年考证,最终查实了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的日期是723日。邵维正由于这一特殊贡献,后来晋升为少将。他考证出一大的召开日期是723日,得到党史学界一致公认。但会议哪一天结束,也就是说在嘉兴南湖开会是哪能一天?邵维正当时的考证是731日。现在看来这个结论有问题。一大最后一次在上海举行会议是730日,但会议中途由于法国巡捕来搜查会场,会议无法继续在上海召开。一大最后一天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这一天到底是几号?现在有说81日、82日、83日,也有说85日,没有统一的结论,但8月初的一天是可以肯定的。邵维正虽然把一大召开的日期搞清楚了,但我们一直以来都把71日作为党成立的纪念日,已成为习惯,所以也就没有改变的必要。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浙江最早的党组织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关于这个问题,以前曾经有过争论。争论的主要问题是1920年杭州有没有建立过共产主义小组。张国焘就回忆说杭州于1920年成立过共产主义小组。后来经过多方考证,证明杭州确实没有成立过共产主义小组。

  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可以确定,浙江最早的党组织名叫中共杭州小组,于19229月在杭州皮市巷3号(现在的香溢大酒店)成立。杭州党小组共有3个党员,组长叫于树德,是当时杭州一所学校的教师,解放后还健在,曾任全国政协常委。两位成员一位叫金佛庄,浙江东阳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当时在驻杭州的军阀部队中任职,后来到黄埔军校工作,曾任蒋介石的少将警卫团团长,在北伐战争中牺牲。另一位成员叫沈干城,当时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驻沪杭铁路特派员,后来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牺牲。杭州党小组隶属中共上海区委领导。

  继杭州党小组之后,全省其它地方的党组织也开始建立起来。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划,到19274月,全省11个市都已建立了党的组织。随着党组织的发展壮大,1926年上半年还在杭州、宁波、绍兴等地分别建立了地委。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浙江全省党的组织已从杭州党小组1个发展到30多个,党员从3人发展到4000余人。但这一时期,全省党组织还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上海区委曾考虑在杭州地委的基础上建立浙江省委,但由于条件不成熟没能建立起来。浙江各地的党组织有的属党中央直接领导,有的属上海党组织领导。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浙江党的力量遭到很大损失,到19279月份,全省党员人数仅剩1500多人,许多县的党组织都遭到破坏。在这一情况下,为了挽救革命,加强对浙江党的工作的领导,在五大后中央决定浙江和江苏单独建立省委,此前两个省党的工作由上海党组织领导。19276月,中共浙江省委在杭州成立,这是浙江最早建立的省委。省委成立后,使全省党的组织有了统一的领导,推动了全省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到19293月,全省有40多个县建立了党的组织,党员达7000余人。但这一时期,斗争环境非常险恶,省委机关多次遭到破坏,在不到两年时间里省委书记和代理书记就换了10人,其中有8人在浙江或其它地方牺牲,他们分别是:王家谟(浙江象山人,192711月在温州牺牲)、张秋人(浙江诸暨人,19282月在杭州牺牲)、夏曦(湖南益阳人,19362月在贵州毕节牺牲)、卓兰芳(浙江奉化人,193010月在杭州牺牲)、龙大道(贵州锦屏人,19311月在上海牺牲)、李硕勋(李鹏父亲,四川高县人,19318月在海南岛牺牲)、徐英(浙江武义人,19308月在杭州牺牲)、罗学瓒(湖南湘潭人,19308月在杭州牺牲)。张秋人只担任了一天的省委书记就被捕牺牲,可见斗争环境之残酷。19294月,中央决定暂时取消浙江省委建制。

  省委撤销后,先后在杭州、宁波、永嘉、台州、湖州、兰溪、永康、建德、东阳等地建立了9个中心县委,分别领导附近各县党的工作,这9个中心县委都直属中央领导。但是,这些组织也先后遭到严重破坏,到1932年底全省党的组织已所剩无几。中央为了恢复浙江党的组织,于19331月在杭州建立了中共浙江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但由于书记被捕叛变,省临工委3月就遭破坏。此时,浙江革命进入了最低潮。


  1935年刘英、粟裕率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后,与叶飞领导的闽东特委联合建立了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在闽浙边和温州、丽水、台州、绍兴、衢州、金华等地区都建立了党组织,使浙江革命逐渐从低潮走向高潮。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后不久,19364月在浙江、安徽、江西三省交界的鄣公山成立了皖浙赣省委,领导安徽、浙江、江西三省交界地区的党组织,开化、常山、淳安等浙西地区的党组织都属于皖浙赣省委领导。但后来由于国民党的围剿,浙西地区的党组织都遭到破坏。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遭受极大破坏的浙江各地党组织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193711月,在杭州成立了一个省一级的党组织――中共浙江省临时工作委员会,19382月改为浙江省工作委员会。这样在浙江就有了两个省一级党组织――闽浙边临时省委和浙江省工委。为了统一党的领导,19385月,东南分局决定撤销闽浙边临时省委和浙江省工委,建立浙江临时省委,同年9月经党中央批准,浙江临时省委转为正式省委,刘英任省委书记。这样在浙江省委撤销9年之后,又重新建立了浙江省委。19397月,省委在平阳召开了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浙江省召开的唯一一次省党代表大会。(解放以后的历次党代表大会就是按照这一顺序排下来的,现在已经是第十二次省党代表大会。)在省一大召开时,全省党员已经达到近两万人,建立了55个县委或县工委。这一时期是浙江党组织大发展时期。但是,19422月,由于叛徒的出卖,省委书记刘英在温州被捕,省委遭到破坏。刘英是江西瑞金人,被捕后于19425月在永康方岩牺牲。此后,直到浙江解放才建立新的省委。

  浙江省委被破坏后,全省党组织又一次失去了统一的领导。在浙南地区,以龙跃为书记的浙南特委独立坚持斗争,以后与华中局取得联系,划归华中局领导;在浙东地区,19427月建立了以谭启龙为书记的浙东区党委;在浙西地区,19451月,粟裕率新四军一师主力南下长兴,先后建立了浙西区党委和苏浙区党委。所以,尽管省委遭到破坏,但浙江党组织在抗日战争中仍得到了发展壮大。

  抗战胜利后,浙江新四军奉命北撤,同时留下部分党员继续坚持斗争。这一时期浙江各地的党组织仍分属不同的上级党组织领导。在浙东地区,先成立浙东工作委员会,后来由于书记被捕,浙东工作委员会改为浙东临时工作委员会,由顾德欢任书记,先后隶属上海局和华中工委领导;在浙南地区,以龙跃为书记的浙南特委抗战胜利后先由华中分局领导,但由于交通等方面的原因,后来改由在福建的闽浙赣区党委领导,一直到解放才重新回归浙江省委领导。在杭州市区,原来存在着两个市一级的党组织,一个是19463月建立的杭州市工作委员会,属上海局外县工作委员会领导;另一个是194712月建立的杭州工作委员会,属上海局青年组领导,主要在浙大、杭高等学校领导学生运动。为了加强杭州党的力量,19493月,杭州工委和杭州市工委合并,建立杭州市委,林枫任市委书记,直到杭州解放。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194953日杭州解放,56日建立了新的中共浙江省委,此时全省党员已达47000多人,共有基层支部2300多个。浙江党组织经过20多年的艰难发展,从最早的3个人发展到47000多人,党的组织由1个发展到2300多个,并取得了浙江革命斗争的胜利。从此,浙江党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495月到197812月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浙江省委领导机构沿革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95月省委成立到19567月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召开,省委领导成员全部由党中央和华东局直接任命;第二阶段,从19567月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召开到1966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省委召开了三次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二、三、四届省委领导机构;第三个阶段,从1966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8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省委一度由省革命委员会和党的核心小组所取代,直到1971年省第五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五届省委领导机构。

  在这29年中,浙江省委的隶属关系曾几经变化。19495月至195410月,属中共中央和华东局领导。195410月华东局撤销,直属中共中央领导。19609月华东局恢复,又属中共中央和华东局领导;19611月后,直属中共中央领导。

  在这29年中,浙江省委领导体制和省委书记也几经变化,先后由5人担任过省委书记。194956日,省委建立,谭震林任省委书记;195111月,谭震林调离浙江到华东局工作,由副书记谭启龙主持省委工作。19529月,中央任命谭启龙为省委书记;19548月,谭启龙调离浙江到山东工作,中央任命江华为省委书记(19567月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后称第一书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省委陷于瘫痪状况,江华被打倒;19673月,中央批准成立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对浙江实行军事管制,省军管会代替行使省委的职权,由省军区政委龙潜任军管会主任。同年6月,中央对浙江省军管会进行改组,由二十军政委南萍任省军管会主任;19683月,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和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正式宣布成立,南萍任革委会主任和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浙江省革委会集党、政、财、文大权于一身,对全省实行“一元化”领导;19711月,召开省第五次党代表大会,恢复了省委领导体制,南萍任省委第一书记,陈励耘、熊应堂任书记。同年913日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陈励耘作为林彪反党集团的死党被逮捕。19724月,中央调谭启龙、铁瑛任浙江省委书记,主持省委工作。6月,南萍、熊应堂被审查。19735月,中央正式决定谭启龙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19772月,谭启龙调离浙江到青海工作,铁瑛任省委第一书记。

  在这29年中,省委先后召开了5次全省党代表大会(第二至第六次党代表大会)。

  中共浙江省第二次代表大会,195671日至30日召开,这是解放后召开的全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离19397月召开的全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整整27年。此时,全省共有党员195000名。这次会议是在胜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形势下召开的。会议明确提出了要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上来,同时把发扬党内民主、健全党内生活作为会议中心内容,广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选举了第二届省委领导机构和出席中共八大的浙江代表,江华任省委第一书记。

  中共浙江省第三次代表大会,19591230日至196019日召开。此时,全省共有党员46万多名。这次会议是在全面贯彻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实行国民经济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总结了浙江大跃进的情况,提出了今后三年的基本任务,选举产生了第三届省委领导机构,江华任省委第一书记。

  中共浙江省第四次代表大会,1963411日至17日召开。此时,全省共有党员55万多名。这次会议是在开始对大跃进等“左”倾错误有所认识,力图予以纠正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总结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全省的工作和党的建设的情况,提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和今后任务以及加强党的建设的具体要求,选举产生了第四届省委领导机构,江华任省委第一书记。

  中共浙江省第五次代表大会,1971120日至28日召开。此时,全省共有党员93万多名。这次会议是在“左”的指导思想处于登峰造极的时候,党政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造反派全面夺权,大批老干部被打倒,社会动荡混乱严重,国民经济持续大幅度下挫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为指导,全面肯定浙江的文化大革命,全面否定新中国成立后17年浙江的发展成就。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五届省委领导机构,南萍任省委第一书记。这次大会是在错误路线的指导下召开的,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产生的结果都是不好的。 

  中共浙江省第六次代表大会,1978525日至29日召开。此时,全省共有党员95万多名。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首次召开的全省党代表大会,与上次代表大会相隔7年。由于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召开,会议还带有“左”的思想印记。会议总结了从1971年第五次省党代表大会以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贯彻落实新时期总任务的要求,选举了第六届省委领导机构,铁瑛任省委第一书记。

  在这29年中,省委下辖的地、市级党委领导机构也有了很大的变化。19495月省委成立后,下辖第一至第十地委等10个地委和杭州、宁波、温州3个市委。同年10月至12月,第一至第十地委分别改称为嘉兴地委、宁波地委、衢州地委、建德地委、温州地委、台州地委、丽水地委、金华地委、临安地委、绍兴地委。其中,丽水地委于19521月撤销,19633月重建;绍兴地委于19521月撤销,196410月重建。临安地委于19532月撤销;台州地委于19545月撤销,19577月重建,195812月再次撤销,1962年又重建;衢州地委于19552月撤销;建德地委于19592月撤销。此外,19533月建立舟山地委。这样到1978年底,省委共下辖8个地委(宁波、温州、嘉兴、绍兴、金华、台州、丽水、舟山)、3个市委(杭州、宁波、温州)。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浙江党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自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委先后经历七任书记,共召开了六次全省党代表大会(第七至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铁瑛继续担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19833月,中央重新任命了浙江省委领导成员,省委不再设第一书记,王芳任省委书记。

  19831126日至121日,中共浙江省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此时,全省共有党员117.6万多名。这次大会是在基本完成全面拨乱反正,农村改革逐步深入,乡镇企业开始崛起,党的十二大吹响全面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号角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会议总结了浙江解放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经验,提出必须继续把经济工作摆在首位,争取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到1990年比1980年翻一番。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七届省委领导机构和省顾问委员会,王芳任省委书记。

  在这一届省委任期期间,中央于19873月调整了浙江省委主要领导,薛驹任省委书记。


  19881221日至27日,中共浙江省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此时,全省共有党员153.6万多名。这次会议是在浙江遵循党的十三大确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全面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取得迅猛发展,经济实力迅速增强的形势下召开的。会议提出要把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作为今后两年的重点工作,强调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会议选举产生了第八届省委领导机构和省顾问委员会,李泽民任省委书记。

  19931219日至24日,中共浙江省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此时,全省共有党员173万多名。这次会议是在邓小平发表视察南方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动力的背景下召开的。会议提出到2000年浙江基本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全省国内生产总值提前实现翻三番。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九届省委领导机构,李泽民任省委书记。

  在这一届省委任期期间,中央于19989月调整了浙江省委主要领导,张德江任省委书记。

  19981221日至25日,中共浙江省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此时,全省共有党员205万多名。这次大会是在世纪之交、改革开放20周年召开的。会议总结了浙江改革开放20年的发展历程,提出了跨世纪发展的奋斗目标和任务,提出到2020年全省基本实现现代化。会议选举产生了第十届省委领导机构,张德江任省委书记。

  2002612日至16日,中共浙江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此时,全省共有党员229万多名。这次大会是进入新世纪后我省召开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是在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推进我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召开的。会议明确了新世纪新阶段我省改革发展的奋斗目标和历史任务,提出了浙江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目标和今后5年的任务。会议选举产生了第十一届省委领导机构,张德江任省委书记。

  在这一届省委任期期间,中央先后两次调整了浙江省委主要领导职务。200211月,习近平省委书记。20073月,赵洪祝任省委书记。

  2007612日至16日,中共浙江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此时,全省共有党员275万多名。这次会议是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迎接党的十七大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会议提出今后5年的奋斗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继续走在前例。会议号召坚定不移地走创业富民、创新强省之路,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会议选举产生了第十二届省委领导机构,赵洪祝任省委书记。

  在这一时期,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全省普遍实行了市管县的领导体制。198112月,温州地委与温州市委合并,建立新的温州市委;19835月,宁波地委撤销,下属党组织划归宁波市委领导;19838月,撤销绍兴、嘉兴地委,原绍兴、湖州、嘉兴3个县级市委改建为地级市委;19856月,金华地委撤销,金华市委和衢州市委改由省委直接领导;19871月,舟山地委撤销,建立舟山市委;19948月,台州地委撤销,建立台州市委;20006月,丽水地委撤销,建立丽水市委。到目前为止,省委共下辖11个市委(杭州、宁波、温州、湖州、嘉兴、绍兴、金华、衢州、台州、丽水、舟山)。

  二、中国共产党在浙江90年都干了哪些事?

  中国共产党诞生90年来,以改造中国、振兴中华为己任,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9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浙江都干了哪些事呢?概括起来说,干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就是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浙江;第二件大事就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浙江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初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三件大事就是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创造了从贫穷落后到富裕和谐的“浙江奇迹”。

  下面具体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三件大事。

  (一)第一件大事,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浙江。

  这件大事干了28年,可以用四度辉煌来概括这28年取得的成就。

  第一度辉煌: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推翻了北洋军阀在浙江的反动统治。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上领导浙江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19219月,在萧山衙前成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第一个农民协会――衙前农民协会,这是党领导的全国最早的农民运动。与此同时,全省工人运动也蓬勃开展起来。但是在斗争中,共产党人开始意识到,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光靠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力量还不够,党应该采取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这样就有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设想。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提出和酝酿,是于19228月在杭州西湖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当时党内对是否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存有争论,为了统一思想,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提议,在杭州西湖召开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条件下,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这是我们党从主张国共“党外合作”改变为“党内合作”的转折点,可以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在西子湖畔迈出了第一步。西湖会议后,浙江的俞秀松作为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之一,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19236月中共三大正式决定实行国共合作后,浙江党组织马上召开会议,贯彻会议精神,又有一批共产党员加入了国民党。19243月,以共产党员占多数的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在杭州成立,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在浙江的形成。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推动下,浙江掀起了大革命的浪潮,国民会议运动、声援五卅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都蓬勃开展起来,对封建北洋军阀在浙江的反动统治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与此同时,以宣中华为首的浙江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共言行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取得了斗争的胜利,这一斗争在全国也有重要的影响。周恩来把宣中华与我党杰出领导人李大钊、董必武、何叔衡等相提并论,称赞他为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的突出贡献。

  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国共两党积极准备北伐。为了为北伐准备革命武装,19246月在广州建立了黄埔军校,浙江党组织积极选派革命青年赴黄埔军校学习和工作。从19246月至19277月,在广州举办的军校5期中,毕业学生7399人,浙江籍的占了584人,在全国名列前茅。

  1926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誓师北伐,192612月北伐军先遣部队开始进入浙江作战。在浙江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从1927年初到2月中旬,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北伐军经过富阳、宁海、龙游、桐庐四次大的战役,打败了孙传芳主力,于1927218日占领了杭州,月底克复浙江全境,推翻了军阀孙传芳在浙江的反动统治。

  第二度辉煌:从大革命的失败中奋起,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武装暴动,在浙江掀起了土地革命的风暴。

  正当北伐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的时候,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背叛革命,大革命遭到了失败。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浙江的革命斗争并没有停止。19276月,中共浙江省委在白色恐怖中宣告成立。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浙江省委和各地党组织领导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武装暴动,在浙江掀起了土地革命的风暴。从1927年下半年到1936年,浙江全省发生了60多次农民武装暴动,参加人数达10余万,涉及50多个县,其中有些暴动在全国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发生在蒋介石老家的奉化暴动、诸暨暴动等,在宁海的亭旁暴动中还建立了全省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这些暴动虽然最后都失败了,有的甚至深受左倾错误的影响,但他们的斗争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的。

  在浙南各地农民武装暴动的基础上,19305月在浙南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它是当时中央军委编入正式序列的全国十四支红军之一,周恩来亲自派胡公冕来担任红十三军军长。红十三军在全盛时期拥有6000余人,活动范围包括温州、台州、丽水、金华地区的20多个县,坚持斗争历时4年,经历大小战斗100余次,曾经攻克过丽水、平阳、缙云等县城,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对红十三军的活动作过多次报道。

  红十三军斗争失败以后,浙江的革命斗争仍在继续。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革命力量逐渐向浙西发展,在浙西大地上点燃了革命斗争的熊熊烈火。特别是19347月中央决定派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进入闽浙皖赣四省活动后,抗日先遣队先后三进三出浙江,在浙江境内活动44天,进行过10多次重要的战斗,一度占领庆元、常山县城,袭击分水、进逼昌化,威胁杭州,产生了重大的革命影响。


  抗日先遣队失败后,19353月,由抗日先遣队的突围部队和先头部队为基础组建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开展游击战争。挺进师活动范围遍及闽浙边和温州、丽水、台州、绍兴、衢州、金华等地区,他们不仅建立了闽浙边临时省委,还创建了南方14块游击区之一的浙南游击根据地,坚持了艰苦卓绝的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与此同时,皖浙赣省委也在浙西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坚持了浙西三年游击战争。总之,在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浙江人民的革命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并不断掀起斗争高潮,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第三度辉煌: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浙江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93777日,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115日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浙江全省77个县市中,38个县市长期被日军占领,31个县的县城遭到日军窜扰,日军在浙江境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还在浙江进行细菌战,浙江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巨大损失。根据浙江省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课题调研统计,日军在浙江直接造成死伤人口超过40万,财产损失约30亿元(抗战前法币值),造成的灾民多达500万人。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国共两党为实现第二次合作进行了多次谈判。19373月下旬,周恩来在杭州及莫干山与蒋介石进行了谈判,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取得了一致,为国共两党最终达成协议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浙江地方党组织也从19373月开始,与国民党地方当局经过多次和平谈判,达成了团结抗战的协议,红军挺进师于193710年在平阳县山门集中,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19383月,根据中央和东南分局的指示,刘英留在浙江坚持斗争,粟裕率原浙南红军开赴皖南编入新四军。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全省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起来,战时政工队、台湾义勇队等各种抗日救亡团体纷纷建立起来,宣传抗日的报刊也纷纷创办,浙江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搞得最为出色的省份之一,受到了周恩来的高度赞扬。

  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发展,党领导浙江人民开展了武装抗日斗争,在浙东建立了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武装力量发展到1.5万人,开辟了以四明山为中心的浙东抗日根据地,这是抗战时期全国19块解放区之一;在浙西建立了苏浙军区,下属武装达5万余人,开辟了以天目山为中心的浙西抗日根据地,成为当时全国19块解放区之一和华中八个战略区之一的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浙南也建立了永乐人民抗日自卫游击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浙江敌后战场成为浙江抗战的主力战场,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四度辉煌:开展游击战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浙江新四军奉命北撤,留下少数党员和秘密武装继续在浙江坚持革命斗争。留守武装和革命力量虽然一部分遭到损失,但大部分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在国民党残酷的“清剿”中顽强地坚持了下来。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根据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浙江党组织开始重建革命武装,开展广泛的敌后游击战争。在浙东,先后成立了中共浙东工委和浙东临时工委,建立了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人民武装发展到近万人,活动范围遍及宁波、绍兴、台州、金华、舟山、杭州等6个市地的20余个县;在浙南,在浙南特委(后改为浙南地委)的领导下,建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武装力量发展到1万余人,在温州、台州、丽水的全部或一部分地区开展游击活动。浙江东部和南部游击区被称为解放战争时期南方七大游击根据地之一。此外,浙西南、苏浙皖边等地也都重建了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在全省各地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党领导的城市各阶层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也从第二条战线冲击着国民党政权的统治。打米店风潮、抗议美军暴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都在浙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特别是194710月在杭州发生的于子三事件,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反迫害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整个国统区共有20多个大城市的大专院校及中学的15万学生参加了各种形式的声援活动,参加罢课的有10多个大中城市的10多万学生,连国际学联也都发来了声援信。

  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解放大军横渡长江向江南进军,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共13个军兵分数路进入浙江作战。在解放大军进军浙江前后,浙江地下党和地方游击武装也为解放浙江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杭州市委领导全市党员和人民群众开展保护城市的斗争,使钱塘江大桥、闸口电厂、浙江大学、雷达研究所等重要的城市设施和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完好无损地回到人民的怀抱。浙东游击武装先后解放了三门、绍兴等10余座县城,浙南游击武装也先后解放了玉环、温州等10多座县城。53日,解放大军解放了杭州。719日,浙江省人民政府成立。至此,中国共产党在浙江干的第一件大事胜利完成。


  (二)第二件大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浙江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初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这件大事共干了29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用7年时间恢复了遭受战争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完成了三大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第二阶段,用22年时间进行了建设社会主义的艰难探索,在探索中初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1949年浙江刚解放时,可以用这几句话来概括:农村凋蔽,工厂歇业,经济萧条,物价飞涨,匪特猖獗,民不聊生,经济社会濒临崩溃的边缘。这一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4.98亿元,人均73元;国民总收入13.56亿元,人均66元。国民经济各部门固定资产仅有3亿元,其中工业部门固定资产只有1.03亿元。工业总产值只有4.05亿元,工业生产力主要集中在沿海少数几个城市,而且没有大的企业。农业总产值也只有13.92亿元,粮食、棉花、络麻、蚕茧等农产品的产量远远低于解放前历史最高年产量;全省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只有62元,农民年人均收入不到50元。

  面对困难和贫穷落后的处境,中国共产党领导浙江人民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建立人民政权,努力恢复国民经济,全面展开了新民主主义建设。

  在农村,通过开展剿匪、反霸、减租、征粮、生产救灾、组织群众等六大任务和进行土地改革,清剿了匪特武装,摧毁了封建地主统治,建立了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权,广大农民真正翻身作了主人,使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在此基础上,通过开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引导农民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使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在城市,肃清了一批潜伏特务,镇压了反革命,稳定了政治局面和社会治安,打击了不法奸商和金融投机,稳定了物价,维护了人民利益,工业生产得到恢复,市民生活得到改善,财政经济状况得到基本好转;此外,还建立了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国营经济、合作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

  与此同时,还在城乡开展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民主改革,如禁毒、禁赌、禁娼、宣传贯彻《婚姻法》、企业民主改革、司法改革等等。为加强党的建设,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和整风整党。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从19495月浙江解放到1952年底,全省人民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斗,胜利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使全省工农业生产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到1952年底,全省国民经济各部门主要经济指标与1949年相比,都有较大幅度增长。

  在胜利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后,中共中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3年开始,浙江进入了有计划发展国民经济和全面实行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到1956年,浙江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此为标志,社会主义制度在浙江建立起来,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在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在全省范围内开始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到1957年底,浙江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从浙江解放到1957年的8年时间,是浙江经济发展的辉煌时期。1957年,全省工业总产值达到20.88亿元,比1949年的4.05亿元增长4倍多,8年间年均递增长18.8%。这一时期,全省兴建了浙江麻纺织厂、黄坛口水电站、萧甬铁路、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新安江水电站、绍兴钢铁厂、杭州制氧机厂、杭州锅炉厂等一批骨干项目,扩建了杭州第一棉纺织厂、杭州闸口电厂、杭州华丰造纸厂等老企业,工业生产能力明显增强。这一年,全省农业总产值达到26.48亿元,比1949年的13.92亿元增长1倍多,年均增长9.4%。这一时期的浙江,到处都是欣欣欣向荣的景象。

  社会主义制度在浙江建立起来以后,党领导全省人民进行了建设社会主义的艰难探索。1956年召开的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提出要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上来。但是,1958年后在全国开展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违背了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给经济社会生活带来了严重困难,加上连续三年自然灾害,使浙江经济从1961年起出现全面衰退。后来经过六十年代初的三年国民经济调整,工农业生产又开始回升。这一时期,全省还兴建了一批大中型工矿企业,如杭州钢铁厂、富春江水电站、杭州半山电厂、杭州玻璃厂、长广煤矿、江山水泥厂、衢州化工厂等。但是好景不长,随后爆发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使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再次遭受重大挫折。粉碎“四人帮”后,全省国民经济重新得到恢复发展。

  从这一时期的情况来看,由于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还缺乏深刻的认识,也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经验,导致了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既犯了“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等严重的错误,也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总的来说,成绩是主要的。

  从浙江解放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29年中,全省经济社会的发展成就是巨大的。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由1949年的14.98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124亿,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6.9倍;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49年的73元,增加到1978年的331元,增长4.53倍;国民经济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值比,由1949年的68.5823.5,转变为1978年的38.143.318.6;全省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从1949年的62元,增加到1978年的193元,提高2.1倍。这些成就,初步改变了浙江“一穷二白”的面貌,初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浙江实现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三)第三件大事,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创造了从贫穷落后到富裕和谐的“浙江奇迹”。

  这件大事已经干了33年,目前还在继续干。

  1978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篇章。33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浙江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进创业创新,走出了一条富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浙江特点的发展道路。浙江33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可以分为4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78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4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农村改革的兴起和城市改革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浙江从农村改革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拨乱反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了农业生产力的巨大解放,乡镇企业、城镇街道工业和个体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城市经济体制也开始改革,企业经营管理的自主权、经济责任制、利改税等一系列长期被禁锢的改革措施逐渐铺开,浙江大地开始展现出朝气蓬勃的改革景象。

  第二个阶段,从1984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到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是全面推进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阶段。这一时期,浙江开始在实践中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子,温州的家庭联产工业、台州的股份合作制、义乌的小商品市场、柯桥的轻纺市场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培育了一大批活跃的市场主体,初步形成了“建一个市场,带一批产业,活一方经济,富一方百姓,兴一座城镇” 的发展模式。浙江的许多具有创造性的“全国第一”的改革事例也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逐渐开始显现出改革的先发优势,为浙江后来以民营经济为主要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个阶段,从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到200211月党的十六大召开,是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这一时期,浙江率先探索国有企业和乡镇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逐渐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逐渐建立并完善。与此同时,与经济发展相一致的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改革创新的实践也日益增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位一体建设实践在浙江逐步推进,浙江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都显示出了“走在前列”的态势。

  第四个阶段,从200211月党的十六大召开到现在,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新浙江阶段。这一时期,浙江按照“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要求,深入实施 “八八战略”,扎实推进文化大省、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设,把“创业富民、创新强省”作为发展总战略,以加快经济转型升级为主线,以全面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重要内容,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为保障,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全省经济综合实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步入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创新发展的轨道。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浙江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浙江发展的巨大成就可以用实现了“五大历史性跨越”来概括:

  一是实现了从资源小省向经济大省的历史性跨越,全省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2010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达27100亿元,分别比1949年、1978年增长1809倍和218.5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1800元(约7600美元),分别比1949年、1978年增长709.5倍和156.5倍;财政总收入4895亿元,分别比1949年、1978年增长10877.7倍和178.3倍。

  二是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跨越,全省体制机制形成先发优势。浙江彻底冲破了传统经济体制的束缚,完成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率先进行市场取向改革,积极推进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大力培育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市场体系,努力建设现代市场体系,构建起了相对完善的区域市场经济体制,浙江成为全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

  三是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历史性跨越,全省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升级。根据2007年统计,全省工业增加值从1978年的47亿元增加到9040亿元,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由25.2%上升到79.9%,二、三产业增加值比重由61.9%上升到94.5%,已占据全省经济的主导地位;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2.2倍,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内部结构不断优化,现代农业发展格局初步形成。浙江彻底改写了传统农业省份的发展历史,由落后的农业社会迈入了先进的工业社会。

  四是实现了从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的历史性跨越,全省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到2007年,浙江已与全球23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关系,全省进出口总额达到1768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1283亿美元,占全国出口的份额从1978年的0.5%上升为10.5%。全省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4.2万家,批准境外投资项目3039个,基本形成了内外联动、互利共蠃的开放格局。

  五是实现了从基本温饱向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全省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升。2010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735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1303元,分别连续10年和连续26年居全国省区第一位。城乡居民住房条件进一步改善,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分别增加到35.358.5平方米。城乡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实现全覆盖,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现“应保尽保”,全省全面小康实现度已达90%以上。

  今天的浙江,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城乡面貌焕然一新,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呈现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的好局面。

  三、中国共产党在浙江90年有哪些历史启示?

  中国共产党在浙江90年走过了一条既辉煌又曲折的道路,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启示之一: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行动指南。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只有正确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走过90年的风雨历程,历经磨难而不衰,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从而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伟大胜利。党的历史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探索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在探索的过程中产生了两次历史性的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毛泽东思想解决了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这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邓小平理论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取得成功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在浙江90年的实践也表明,无论是在革命、建设还是改革时期,党都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浙江具体实际相结合,带领全省人民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在新的历史时期,党要带领浙江人民夺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胜利,就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党的90年历史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启示之二:必须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确保党始终成为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中国共产党,党的领导是夺取各项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在浙江90年的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党的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就取得胜利。什么时候脱离党的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就遭受损失。这方面“文化大革命”“踢开党委闹革命”给我们留下了惨痛的教训。正是在认真总结文化大革命惨痛教训的基础上,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委和各级党委始终把坚持党的领导摆在首位,敢于领导、善于领导,为全省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证。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党一直非常注重加强自身建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极为恶劣的斗争环境下,全省各级党组织都没有放松对党员的教育,通过整风等形式加强党的建设。全国解放后,相继进行了整党整风、“三反”、“新三反”、审干、肃反等运动,纯洁党的队伍,加强党的战斗力。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又先后开展了整党、“三讲”教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党的先进性教育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着力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虽然我们的事业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党的建设一刻也不能放松,特别要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全面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使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启示之三: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前进的不竭力量。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人和创造者。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党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力量源泉。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党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取得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在浙江90年的经验教训,都反复证明了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什么时候党的群众路线执行的好,我们的事业就发展;什么时候党的群众路线执行的不好,我们的事业就遭受挫折。90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人民群众大力支持的结果。革命战争年代,浙江人民为支援革命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换来了社会主义的新浙江。全国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各级党组织继承和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充分尊重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尊重人民群众的自愿选择和首创精神,支持和引导人民群众自主创业,自强不息,大力发展民本经济、民主政治、民办文化、民间社会,极大地调动和保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把党的方针政策和中央的重大部署转变为浙江人民的自觉实践,推动了浙江各方面事业的发展。浙江省在全国开先河的一系列创举多是群众在实践中大胆摸索、积极创新而取得的。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新的形势下,我们必须进一步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始终把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始终把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作为推进事业发展的根本工作路线,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前进的不竭力量。

  启示之四: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思想基础,是我们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也是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政治优势。回顾中国共产党在浙江90年的奋斗历程,党在实践上的每一个重大发展,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工作上的每一个重大进步,都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党之所以能领导浙江人民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靠的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党从浙江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采取了符合浙江特点的斗争策略,取得了革命斗争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浙江党组织根据浙江建设的具体实际,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取得了全省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各级党组织适应时代要求,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中央精神与浙江实际紧密结合,走具有浙江特点的改革开放之路,并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温州经验、义乌模式......一个个被全国各地所称道的浙江发展奇迹,完全可以说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结出的硕果。无庸讳言,经过不懈的努力和探索,我们已经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我们会不断地面临新情况、新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启示之五: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保障民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全部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全部工作的根本依据,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不懈奋斗。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都是为了顺应人民意愿、实现人民利益。中国共产党在浙江90年的历史,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历史。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浙江各级党组织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以人为本、保障民生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有效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把“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和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标准,把发展的目的真正落实到满足人民需要、实现人民利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把关注民生、重视民生、改善民生、保障民生摆在各项工作的优先位置,努力使全省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从而达到了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据宗旨,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以人为本,保障民生,从解决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问题入手,努力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加快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

  启示之六:必须始终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经得起胜利和挫折、高潮和低潮、顺境和逆境的考验。对于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无论是经验也好,还是教训也好,都是宝贵的财富,都是我们继续前进的动力。中国共产党从来就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善于通过总结教训提高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进而纠正错误,使错误成为正确的先导。党在浙江90年的历程艰辛而辉煌,既有胜利也有挫折,既有高潮也有低潮,既有顺境也有逆境。总起来说,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经受过巨大的挫折,其中有4次比较大的挫折:第一次挫折是大革命从胜利转向失败,第二次挫折是从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到革命处于低潮,第三次挫折是“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的错误,第四次挫折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这些错误给浙江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也使浙江党组织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但是,浙江党组织并没有被这些挫折所打跨,而是善于从这些挫折中总结经验教训,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从挫折中奋起,历经磨难,斗志弥坚,千锤百炼,更加坚强,不断带领全省人民克服困难、夺取胜利,在过去的90年里写下了光辉篇章。回顾90年来的奋斗历程,我们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并不是因为它从来不犯错误,而是因为它敢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深入剖析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正确总结教训,有决心有能力防止重犯过去的错误,从而更好地指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不断前进。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  曾林平  浙二轻集团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