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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辉煌历程和基本经验

曾林平
时间:2011-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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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分期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在嘉兴南湖的红船上诞生到现在,已经走过了90年的辉煌历程。90年来,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只有50多人的小党发展成为一个拥有近8000万人的大党,从一个革命党成为一个执政党,我们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这90年党的历史。第一句话: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党领导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历史;第二句话: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探索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理论创新的历史;第三句话: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党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不断经受各种风险和挑战考验而发展壮大的历史。简单地说,党的历史就是党的光荣奋斗史、理论创新史和自身建设史。

  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时期。第一个大的历史时期,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28年。这28年干了一件大事,就是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这28年的历史,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五个小的历史时期,1921.7中国共产党成立――1923.6中共三大,是党的创立时期;1923.6中共三大――1927.7大革命失败,是大革命时期;1927.8南昌起义――1937.7抗战全面爆发,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7.7抗战全面爆发――1945.8抗战胜利,是抗日战争时期;1945.8抗战胜利――1949.10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全国解放战争时期。

  第二个大的历史时期,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共29年。这29年也干了一件大事,就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初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29年的历史可以分成四个小的历史时期,1949.10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6.9中共八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时期; 1956.9中共八大――1966.5“文化大革命”爆发,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和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时期; 1966.5“文化大革命”爆发――1976.10粉碎“四人帮”, 是“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时期; 1976.10粉碎“四人帮”――1978.12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徘徊中前进和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

  第三个大的历史时期,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共33年。这33年还是干了一件大事,就是创立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这件大事现在还得继续干。这33年的历史可以分成四个小的历史时期,1978.12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82.9中共十二大,是全面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起步时期; 1982.9中共十二大――1992.10中共十四大,是开始全面改革时期; 1992.10中共十四大――2002.11中共十六大,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2002.11中共十六大――现在,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

  概括起来说,中国共产党90年,分为三个大的历史时期,13个小的历史时期,干了三件大事。

  二、中国共产党90年的辉煌与曲折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同时也犯过错误,历经曲折。概括起来,可以用五度辉煌和四次挫折来表述中国共产党90年走过的路。

  先来看一看五度辉煌。

  第一度辉煌: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

  说到第一次国共合作,必须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说起。


  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有很多人可能都会说是192171日。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对的,71日只是党成立的纪念日,并不是党成立的日子。有些同志可能会问,党成立的纪念日和党成立的日子为什么会不一样?因为党的一大是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召开的,几乎没有留下文献资料。参加一大会议的代表会后都奔赴各自的岗位,大家也都没有刻意去记一大是哪一天召开的、哪一天结束的,时间一长,这个问题就变得模糊了。开始十几年,我们党还比较弱小,斗争环境也比较艰苦,没有考虑要纪念党的成立。到了抗日战争党在延安时期,提出了纪念党的成立这样的事情。既然要纪念党的成立,首先就必须搞清楚党是什么时候成立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无法搞清楚,当时在延安参加过一大的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个人,他们两人只记得召开一大的时候天气很热,好象在七月份。在实在无法搞清会期的情况下,就把七月份的第一天七月一日作为党成立的纪念日。1941630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正式规定七一是党的诞生纪念日,后来就这样一直延续下来。真正把这个问题搞清楚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当时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的一位党史教师邵维正(浙江黄岩人)经过多年考证,最终查实了中共一大召开的日期是723日。邵维正考证出一大的召开日期是723日,得到党史学界一致公认。但会议哪一天结束,邵维正当时的考证是731日。现在看来这个结论有问题。一大最后一次在上海举行会议是730日,但会议中途由于法国巡捕来搜查会场,会议无法继续在上海召开。一大最后一天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这一天到底是几号?现在有说81日、82日、83日,也有说85日,没有统一的结论,但8月初的一天是可以肯定的。邵维正虽然把一大召开的日期搞清楚了,但我们一直以来都把71日作为党成立的纪念日,已成为习惯,所以也就没有改变的必要。

  中国共产党刚一成立时,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局限,并不主张与别的阶级和别的政党合作。党的一大通过的决议就明确规定,党应当采取独立的政策以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它党派建立任何联系。但是在党成立后一年多的实际斗争中,党逐渐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而无产阶级的力量还很弱小,仅仅依靠无产阶级孤军奋战不能够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军。特别是192327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二七大罢工)遭到镇压,使共产党从血的教训中觉醒过来,要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于是就提出要与国民党等革命党派建立联合战线,反对共同的敌人。

  就在这个时候,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经过多次挫折,已没有多少实力,而且内部成份复杂,组织松散,战斗力已远不如从前。特别是19226月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乱,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被迫逃到永丰舰上,最后在广州无法立足,只能避居上海。这件事对孙中山打击很大,使他对原来老的国民党失去了希望。孙中山为了挽救国民党,也需要吸收新鲜血液。他觉得共产党正是一股新生的力量。这样就为国共两党合作提供了基础。

  但怎样合作双方有分歧。共产党主张党外合作,但孙中山有老大思想,不愿意搞党外合作,主张党内合作,要求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1922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讨论国共合作问题。但会上有意见分歧,有人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我们不能够加入国民党,否则会影响到我们党的性质。但当时共产国际极力主张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劝说下,会议经过讨论,同意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前提下,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现在看来,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可以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在西子湖畔迈出了第一步。但这时党内仍有许多人有不同意见,所以在西湖会议后只有少量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1923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决定与国民党实行合作,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大批共产党员加入了国民党。与此同时,孙中山也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在这一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有许多国民党老党员坚决反对与共产党合作。这其中有许多人后来都成了坚决的反共分子。但孙中山凭着他在国民党内的威望,最后还是说服了全党。1924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推动了大革命的迅猛发展。

  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干了许多轰轰烈烈的大事。一件大事就是在广州建立了黄埔军校,国民党终于有了自己的武装。(黄埔军校于19246月举行开学典礼,它的正式名称是陆军军官学校,因为学校设在广州附近的黄埔岛上,所以被称为黄埔军校。黄埔军校是一所国共合作的学校,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军事人才,后来成为共产党和国民党领导人或著名将领的许多人当时都在黄埔军校工作和学习。共产党方面,周恩来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叶剑英、聂荣臻等人是黄埔军校教官,徐向前、林彪、陈赓、刘志丹、陶铸等人都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国民党方面,蒋介石是黄埔军校校长,何应钦、陈诚、顾祝同等人是黄埔军校教官,胡宗南、杜聿明、戴笠等人都是黄埔军校学生。后来在国共内战的战场上,交战的双方很多人以前都是同学关系或师生关系。浙江在黄埔军校学生的人数是最多的省份之一,从19246月到19273月,在广州举办的黄埔军校五期中,共有毕业生7399人,其中浙江就有584人,前面提到的胡宗南、陈诚、戴笠等都是浙江人。这584名黄埔军校学生来自全省54个县市,其中诸暨、东阳、温州等地最多)。

  另一件事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五卅运动。五卅运动是从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开始的。它的导火线是19255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并打伤10多人。屠杀事件引起上海工人的愤怒,各厂工人纷纷举行罢工,以示抗议。中共中央也连续发出通告,紧急要求各地党组织一致援助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530日,上海各大中学校学生和各界群众举行游行示威,遭到英国巡捕镇压,打死十三人,重伤数十人,逮捕一百五十余人。这就是举国震惊的五卅惨案。当天深夜,中共中央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五卅运动迅速席卷全国,从工人发展到学生、商人、市民、农民等社会各阶层,并从上海发展到全国各地,遍及全国25个省区(当时全国为29个省区),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也得到了国际革命组织、海外华侨和各国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援。在莫斯科举行了50万人的示威游行,声援中国人民的五卅运动,并为中国工人捐款。在世界各地,有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举行集会和发起募捐,声援五卅运动。日本也有30多个工人团体举行盛大演讲会,决议声援中国工人,同时向日本政府和资本家提出抗议。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另外一件大事就是在国共两党的共同领导下,于19267月发动了北伐战争。北伐战争的对象是三个大军阀,直系军阀吴佩孚,控制着湖北、湖南、河北三省,有兵力20万人;直系军阀孙传芳,控制着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个省,有兵力20万人左右;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着东北三省和北京、天津、山东等地,约有兵力30多万人。此外,其它各省还有一些小军阀。北伐军当时只有8个军10万兵力。虽然敌我力量对比比较悬殊,但军阀之间矛盾重重,战斗力很弱。北伐军虽然人数少,但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部队战斗力很强,特别是部队中的共产党员更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当时北伐军中著名的铁军就是共产党员叶挺领导的。到了19274月,北伐军克复了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南方地区,北伐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当时进军浙江的北伐军是何应钦和白崇喜指挥的东路军,在浙江进行了四次大的战斗,就是宁海战役、龙游战役、桐庐战役、富阳战役,于1927218日克复杭州,2月底克复浙江全境。(北方地区的北伐是在蒋介石背叛革命后由国民党单独进行的,1928年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承认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北伐结束)。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和北伐的胜利是我们党历史上的第一度辉煌。

  第二度辉煌: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来由于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而最后破裂。但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不计前仇,主动提出再次实现国共合作,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党的政策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西安事变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一个转折点。193612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把蒋介石抓了起来。当时刚一听到这个消息,党内许多领导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杀掉蒋介石,以解心头之恨。党外也有许多人包括张学良、杨虎城在内都提出要杀掉蒋介石,这完全是出于一种仇恨心理。当时我们党确实很伟大,认真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后,认为不能杀蒋介石。蒋介石虽然对日本妥协,但他属于亲英美派,还没有完全倒向日本人。如果杀掉蒋介石,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就会乘机上台,完全投向日本人的怀抱。我们党从大局出发,派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到西安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释放了蒋介石,条件是蒋介石和我们党联合抗日。以前有种说法,说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党是主张杀掉蒋介石的,从现在的史料来看并不是这么回事,释放蒋介石是我们党独立自主做出的决定。


  西安事变以后,我们党和国民党进行了多次谈判,19373月下旬周恩来就代表中共中央与蒋介石在杭州烟霞洞和莫干山进行过谈判。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后,迫于形势和压力,蒋介石被迫同意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承认共产党合法,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对第二次国共合作,党内也有许多人想不通。他们觉得蒋介石围剿了我们10年,杀了我们那么多的革命同志,就这么一笔勾销了,感情上特别接受不了。有些地方甚至发生了红军游击队不肯下山接受改编,把上山劝说的领导人误当做叛徒而杀害的事情(陈毅就差一点被他们杀掉)。特别是当红军战士要脱下红军服,穿上国民党军服、戴上别有青天白日旗的国民党军帽时,许多人都不愿意,有些人甚至流了眼泪。最后经过思想教育和说服工作,广大党员和红军战士都服从了党的决定。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进一步推动了全民族抗战的步伐。在抗战初期,国民党广大爱国官兵英勇抗战,如上海保卫战,历时三个月,国民党军投入兵力七十万人,日军伤亡四万多人,国民党军伤亡数十万人。再比如台儿庄战役,国民党军投入兵力十二万人,消灭日军一万多人,自己伤亡二万人。所以以前说国民党根本不抗日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加紧了对国民党的诱降活动,国民党内一方面出现了汪精卫叛国投敌事件,另一方面蒋介石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抗日战场上,蒋介石实行能打就打、不能打就撤的战略方针,所以大片国土很快相继沦陷。(蒋介石任命的兵团司令郭汝槐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此有详细叙述。)在积极反共方面,蒋介石先后发动三次反共高潮,特别是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的皖南事变,国民党八万余人包围新四军九千余人,新四军除少部分突围外,大部分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牺牲。当时在浙江也发生了严重的反共事件。194228日,中共浙江省委在温州被国民党破坏,省委书记刘英被捕,不久在永康方岩被国民党杀害。从此以后至全国解放,浙江再也没有建立过省委。面对国民党的反共活动,当时有人提出要和国民党破裂。但党中央仍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坚持国共合作的前提下进行斗争。

  由于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抗日战争最终取得胜利,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战争。但中国人民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军民伤亡3500万,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党员发展到120多万,军队发展到120多万,民兵发展到260多万,抗日根据地面积达到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和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二度辉煌。

  第三度辉煌: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的命运面临着两种选择,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力图通过和平的途径来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国民党统治集团则抢占胜利果实,企图实行专制独裁统治。为了争取和平民主,毛泽东于19458月毅然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毛泽东要亲自去重庆谈判,当时党内有许多人反对,主要是出于对毛泽东安全的考虑。但毛泽东从党和全国人民的利益出发,可以说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到重庆谈判。毛泽东在重庆期间,中共中央主席由刘少奇代理。毛泽东亲自到重庆谈判,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著名的民主人士柳亚子称毛泽东到重庆的行动是“弥天大勇”,也就是说毛泽东敢于到重庆需要有极大的勇气。重庆的《大公报》也发表评论说:“毛先生惠然肯来,其本身就是一件大喜事”。重庆谈判从829日开始,1010日结束,历时一个多月,国共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

  当时全国人民都以为和平就要来到。但蒋介石对和平根本没有诚意,在美国的帮助下加紧把在大后方的军队运到前线,准备发动内战。在他做好发动内战的准备后,1946626日,国民党以22万兵力进攻中原解放区李先念部,全面内战爆发。全面内战刚爆发时,国民党拥有总兵力430万人,而共产党只有100多万,而且国民党背后又有美国支持,拥有大量美式装备,可以说国共双方力量对比非常悬殊。所以蒋介石扬言要在半年之内消灭共产党,但他没想到的是,不仅没能在半年之内消灭共产党,自己反而在三年多之后被赶到了台湾这个小岛上。

  解放战争经过三个阶段,19466月全面内战爆发到19476月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是战略防御阶段。在这一阶段,人民解放军先是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接着又粉碎了国民党对陕北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在一年中歼敌112万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95万人;19476月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到19489月济南战役,是战略进攻阶段。在这一阶段,人民解放军在内线和外线同时展开攻势作战,歼灭了大量的国民党军,到1948年秋,人民解放军已由战争初期的127万人发展到280万人,国民党的总兵力进一步减少到365万,其中可用于第一线的兵力仅有174万,而且战斗力大大下降;19489月济南战役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是战略决战阶段。战略决战的序幕首先在山东拉开,1948916日,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32万人发动济南战役,经过8昼夜激战解放了济南。接着,人民解放军从194810月至19491月,先后发动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等著名的“三大战役”,共歼国民党军154万人,解放了沈阳、长春、天津、北平等大城市。三大战役后,国民党政权在长江以北的力量全线崩溃。从1949420日晚上开始,人民解放军100多万部队分三路强渡长江,423日占领南京,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随后人民解放军继续向中南、东南、西北、西南各省胜利进军,到九十月间解放了大陆大部分国土。101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的解放比全国要早,194953日杭州解放,7月浙江大陆除磐安外全部解放(磐安10月解放)。

  第四度辉煌,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中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并没有马上进入社会主义,而是进入了一个过渡时期――新民主主义时期。这一时期基本上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949年到1952年是第一个阶段,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恢复国民经济。新中国建立时,全国还有许多地方尚未解放,当时浙江的舟山等沿海岛屿也还没有解放,国民党仍有100多万正规军留在大陆,蒋介石也还在大陆(蒋介石于19491210日从成都到台湾,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大陆)。因此,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尚未解放的地区进军,经过一年的作战,消灭了国民党正规军128万人,解放了除西藏、台湾和少数岛屿以外的全部中国领土,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浙江全境的解放是1955218日平阳南麂岛的解放。

  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运动(当时称为“五大运动”)等,并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斗,使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获得全面恢复,并有了初步发展。当时国民党虽然已经败退到台湾,但他们认为共产党打仗行,搞经济不行,他们在等着看共产党的笑话。因此共产党能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就在经济上打了一个大胜仗,是非常了不起的。

  1952年到1956年是第二个阶段,在这一个阶段主要做了两件大事情,第一件大事情是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从1953年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着重是工业建设,当时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58.2%用于工业,其中又把88.8%用于重工业建设,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都大幅度超额完成。第二件大事是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三大改造提前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建立起来。现在回过头来看,进行三大改造是完全必要的,但速度快了点,原来打算用15年左右甚至更长的时间,但后来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有点过急,这是值得总结的教训。但从整体上来说,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伟大的进步。

  第五度辉煌,实行改革开放,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胜利。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多年,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这是我们大家都经历过的。我在这里就不具体展开了。给大家提供两组数字,一组是全国性的数字,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到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近40万亿元,达到397983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000美元;全国财政收入达到83080亿元;国家外汇储备余额达到28473亿美元(现在已超过3万亿美元);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29727亿美元,排名世界第2位;我国的钢产量、煤产量、粮食产量、棉花产量等均居世界第一,经济总量居世界第2。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经济发展能达到如此地步,是不能不令世人惊叹的。第二组数字是浙江的数字,从1978年到2010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从124亿元增长到27100亿元,由全国第12位上升到第4位;全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331元增长到51800元,由全国第13位上升到第5位;外贸出口总额从近5000万美元增长到1805亿美元,居全国第4位;财政总收入由27亿元上升到4895亿元,居全国第5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7359元和11303元,均居全国第3位。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最持久、影响最深远的辉煌。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四次挫折。

  我们党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多次失误,甚至犯过重大错误,遇到一系列挫折。概括起来,在我们党90年的历史上,有4次比较大的挫折。

  第一次挫折,大革命从高潮转向失败。前面已经讲过,国共两党实行第一次合作后,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但是,这场大革命最后却失败了,19274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人,三天之内就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在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国民党右派于49日和11日就分别在宁波和杭州进行“清党”,浙江全省共有1805人被捕,其中932人被杀。除上海、浙江外,其它各地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也遭到屠杀,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北京被军阀张作霖杀害。715日,汪精卫也在武汉宣布与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后失败,全国党员人数从大革命高潮时的5万多人减少到1万多人,浙江省的党员人数从4000多人减少到1000多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为什么会失败,客观上帝国主义和反革命的力量过于强大,特别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背叛革命。主观上,由于我们党还处于幼年时期,缺乏斗争经验,特别是在大革命后期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犯了右倾错误,对蒋介石的背叛缺少应有的警惕,也没有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再加上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最终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这是我们党成立以来遇到的第一次重大挫折,也是一个极其沉痛的教训。


  第二次挫折,从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到反“围剿”斗争的失败。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经过认真的总结经验教训,走上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土地革命的道路,使革命形势出现了重新好转的局面。但是,在从1927年到1935年的8年时间内,我们党又连续犯了三次“左”的错误,使好不容易恢复起来的革命力量又遭受了重大损失。第一次“左”倾错误是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错误,当时全党对国民党的野蛮屠杀充满仇恨,产生了一种近乎拚命的冲动,因此就不顾革命处于低潮这一客观事实,在农村盲目进行武装暴动,在城市举行毫无胜利希望的工人罢工,并进行“红色恐怖”的暗杀活动。当时中央特科专门成立了一个“打狗队”,这个打狗队就专门暗杀叛徒(因为当时对叛徒特别恨)。这次左倾错误从192711月至19284月就基本停止了,将近半年时间。第二次左倾错误是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但时间不长,从1930年上半年至9月就得到纠正,这次左倾错误的主要表现是要求全国各地中心城市举行武装起义,集中红军攻打中心城市,当时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的口号,从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第三次左倾错误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这次左倾错误从1931年开始至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在党中央统治长达4年之久,给革命造成的损失也最严重,苏区力量损失了90%以上,白区力量几乎损失100%,党员人数从1931年底的12万多人减少到1933年底的1万多人,浙江全省则只有党员几十人。特别是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红军从30多万人减少到10万人,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长征初期,由于左倾错误的指挥,红军又遭受了很大的损失,特别是经过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减少到3万余人,中国革命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第三次挫折,“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几年,我们党执行了一条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与此同时,也开始头脑发热、急躁冒进。从1955年夏天开始批判“小脚女人走路”,提出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出现了急躁冒进情况,当时主要是批以邓子恢为部长的中央农村工作部,说农村工作部就象“小脚女人”,最后把农村工作部都撤销了。针对这种情况,1956年周恩来提出反冒进,要求放慢农业合作化的步伐。但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做法很不满,又批判周恩来的反冒进,提出要反反冒进,对周恩来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当时毛泽东曾拿着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写的鼓吹冒进的文章讽刺周恩来:恩来啊,你写得出写不出这样的文章。周恩来说,主席,我没这个水平,写不出来。)周恩来当时的心情很痛苦,一方面对各地出现的冒进情况很忧虑,另外一方面又要服从毛泽东的意志。但他还是以大局为重,作了违心的检讨,甚至提出辞去总理职务,但没有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此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不切实际地提出了“赶美超英”的口号,刮浮夸风,提出高指标,瞎指挥,在全国开展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在农业生产上号称亩产达到十万斤等等。与此同时,在全国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短短几个月时间就在全国基本实现了公社化,提出了“放开肚皮吃饱饭,鼓足干经闹革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荒唐的口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生产力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出现了三年困难时期,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实际上也就是饿死,这一数字国际上猜测有三四千万,我们现在一般的说法是二千万。这一段历史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也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第四次挫折,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这十年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确实是一场大灾难,使我们国家各方面都遭受了严重的破坏(有些年纪大的同志都亲身经历过)。但是在讲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要注意把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区分开来,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必须彻底否定。但是并不是说这十年当中发生的一切都要加以否定。在十年中尽管发生了全局性错误,但党和人民还是作了大量工作,对“左”的错误进行了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例如在经济方面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像我们省粮食亩产1972年超了千斤;基础设施建设也有一定进展;在科技方面爆炸了氢弹、人造卫星上天;外交方面我国进入联合国,与美国、日本等实现了关系正常化等。但总的来说这十年是一场内乱,给党和人民带来了一场灾难,这也是我们党的历史上所犯的最大的错误,遇到的最大挫折。

  上面概括的五大辉煌、四次挫折,基本上就是我们党90年来所走过的道路。从总体上说,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的主流,一定要有深刻认识。

  三、中国共产党90年的最基本经验

  从上面所讲的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走过了90年艰难曲折的历程,有辉煌的成就也有严重的错误,经历了风风雨雨。为什么我们党能走过90年的风雨历程,历经磨难而不衰呢?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从而取得了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也就是说,我们党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我们党90年历经曲折、百折不挠的最基本经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产生了两次历史性的飞跃,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大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第二大理论成果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解决了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这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解决了中国建设要取得成功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找到这两条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过了艰难曲折和血的教训才获得成功。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我们党经过14年的艰难探索才找到的。大家知道,马克思提出社会主义制度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基础之上的,当然是以城市为中心。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首先也是在城市取得成功,然后推向农村。由于受这些思想的影响,我们党在成立时重点也在进行工人运动和城市工作,党的一大通过的决议明确规定要集中精力领导工人运动,因此当时总的来说对农民运动和农村工作是不重视的。但党内也有少数人在建党初期就比较重视领导农民工作,特别是浙江当时就有一批知识分子很重视农民工作,所以党领导的全国最早的农民运动就发生在19219月的浙江萧山衙前。但这次农民运动不久就被镇压下去。以后彭湃领导了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有所加强,特别是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领导了农民运动,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但这时农民运动和农村工作仍然不是党的主要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总结了血的教训,确定以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毛泽东提出了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因此在大革命失败后,党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但这些起义还都是在城市中心思想的指导下,以首先夺取和巩固大城市为目标,如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是以城市为中心,秋收起义也是以进攻长沙为目标,当时在浙江也爆发了许多以夺取城市为目标的武装起义,几个农民拿着火药枪去打县城,甚至提出要打杭州、打上海,精神虽然可嘉,但肯定要失败的。实践证明,在中国这个以农民人口为主、以农村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想走以城市为中心,先夺取大城市然后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这样一条道路是走不通的,相反的应该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因此在这些以城市为中心的起义相继失败后,都在实际上逐步转向农村,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特别是毛泽东在秋收起义部队失败后,果断地率领部队向湖南和江西边界的罗霄山脉转移,开辟了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这对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后来朱德和陈毅率领南昌起义的部分部队也上了井冈山,彭德怀率领平江起义部队也上了井冈山。19291月,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到1930年上半年,全国已有10多个省300多个县建立了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和地方武装达到了10多万人。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从理论上对中国革命的实践进行了总结,形成了中国革命应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也就是井冈山的道路。这个理论形成的标志就是1930年毛泽东在写给林彪的一封信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但是,毛泽东的这一正确理论并没有被当时的中央所认可,反而受到“左”倾中央的坚决反对和严厉指责。当时的“左”倾中央仍然顽固地坚持城市中心论,突出地表现在这么几件事情上。一是对毛泽东进行错误的处分。当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后,当时的中央认为毛泽东没有执行中央的指示去攻打长沙等城市,而是右倾逃跑和退却,因此开除了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取消了他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和党代表职务。但当时由于交通不方便,信息不灵通,误传毛泽东被开除了党籍,毛泽东一度成了“党外人士”。以后毛泽东又多次受到错误处理;二是由于强调城市中心论,片面强调工人成份,当时提出要大力发展工人党员,提拔工人干部,不适当地估计了工人的作用,因此提拔了一大批素质并不高的工人干部,特别是规定党的总书记一定要有工人出身的党员才能担任,因此在党的六大上选举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担任总书记,但向忠发素质很差,又没有工作水平,实际上并不能真正承担起总书记的职责,成了一个挂名的总书记,最后被国民党逮捕而叛变,成了我们党的历史上的一大笑话。除了党中央的总书记要由工人出身的党员担任外,还规定各省的省委书记也要由工人出身的党员担任,19291月浙江省委就选举了工人出身的徐英担任省委书记(徐英后来被国民党逮捕后英勇牺牲);三是由于强调城市中心论,党中央首脑机关长时间放在国民党统治力量极为雄厚的上海,致使党中央多次遭到破坏,特别是1931年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科书记顾顺章叛变事件,使中央机关和中央主要负责人差点被国民党一网打尽。顾顺章原来是上海一家工厂的工人,罢工很勇敢,在当时强调培养工人出身的党员干部的情况下,很快受到提拔,最高职务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科书记。中央特科是党的情报机构,因此他掌握了大量党的核心机密,特别是中央领导人在上海的住址和党在上海的联络机关他都知道。19313月,他根据中央指示护送张国焘到鄂豫皖根据地后途经武汉,不顾工作纪律,因为他会变魔术,就在街头变魔术,结果被叛徒认出后被捕。顾顺章被捕后当天就叛变。他要求特务们赶快把他送到南京当面见蒋介石,把他知道的秘密当面向蒋介石讲。他还向特务提出,在他到南京之前,不要向南京发电报,因为他知道在南京国民党中统总部有共产党的间谍。但是武汉的特务为了急于表功,没有听顾顺章的话,接连给南京中统总部发了六封电报。当时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就是共产党员。钱壮飞是浙江湖州人,他多才多艺,写过电影剧本,当过电影演员,还做过医生和美术教师。他利用和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是湖州同乡的关系,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打入特务组织,当上了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并利用徐恩曾的信任,搞到了秘码本。钱壮飞从武汉特务发来的电报中知道了顾顺章叛变的情况,知道形势极为危急。如果让顾顺章带领特务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就要被一网打尽。要抢在顾顺章到南京和上海之前,让党中央机关赶紧转移。而钱壮飞自己又不能离开,否则会引起国民党的注意。于是他派自己的女婿连夜赶到上海,通过陈赓找到周恩来。周恩来得到消息后,抢在国民党特务到来之前行动,在陈云等人的帮助下,一天之内就把顾顺章知道的中央机关和党的领导人全部转移。当顾顺章带领特务到上海的时候,已经迟了一步,什么也没有得到。钱壮飞在这个事件之后也无法在南京继续呆下去,只得转移到中央苏区,后来在长征途中牺牲。他为保卫党中央立了一大功。周恩来在解放后曾经说过,要是没有钱壮飞等人,我们这些人早就没命了。经过这一系列事件后,党中央已无法在上海立足,只好迁到中央苏区。党中央迁到中央苏区后,并没有接受经验教训,反而把“左”的一套搬到了中央苏区,最后造成了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的失利,红军被迫进行长征。

  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并没有被中央所采纳,反而受到打击和排挤。但实践证明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特别是在红军开始长征后,党内和广大的红军指战员越来越认识到毛泽东的英明伟大,认识到只有毛泽东才能挽救中国革命,挽救红军。因此在19351月的遵义会议上,推翻了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在遵义会议之前,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一直都在毛泽东之上。特别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一段时间内,周恩来一度成为党实际上的领导人。遵义会议之前,周恩来是党内权力最高的“三人团”的成员之一, “三人团”是共产国际顾问李德、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和周恩来,因此周恩来当时说话是很有份量的。他在遵义会议上对于自己在军事指挥上的一些错误做了诚恳的检讨,坚决拥护毛泽东重新出来领导军事工作,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就自觉地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并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回顾一下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从1921年党成立到1935年遵义会议走上正确的道路整整用了14年时间,而从遵义会议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又经历了14年时间,这是历史的巧合。也说明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是历经千难万险的。但毕竟我们找到了一条胜利的道路。

  如果说我们党寻找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寻找了14年,那么我们党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则花的时间更长,从1956年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开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整整花了22年时间,这其中也经历了很多的艰难曲折。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新的社会制度,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事先并没有也不可能给我们设计出一套具体的方案。1956年以前,社会主义国家大都把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当作楷模,加以仿效。但是苏联的经验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即使在苏联是成功的经验到了别的国家也不一定适用,不能盲目照搬苏联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由于教条地照搬苏联经验,已经吃过不少苦头。因此,我们党在开始的时候头脑还是清醒的,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党中央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苏联的经验教训,开始着手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开始的探索也应该说是成功的。19564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不能盲目地学习苏联的经验,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探讨,可以说《论十大关系》标志着我们党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始。在1956年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进一步制定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关于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八大提出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提出要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尽快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实际上提出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八大提出了发展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健全集体领导等。在会议之前,毛泽东曾提出在适当的时候不再当党中央主席了,也不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并建议修改宪法,规定国家主席连选只得连任一届,这实际上提出了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党的八大对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八大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党沿着八大指出的正确方向,对我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继续进行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遗憾的是,我们党并没有在这条正确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不久以后就改变了八大路线,中断了我们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并犯了一系列“左”的错误。1957年春天,在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这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广大群众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提了不少好的意见和建议。但是在运动中也确实有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以帮助党整风为名,向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说了许多非常难听的话,甚至提出要“轮流坐庄”。在这种情况下,对右派分子作适当的反击是必要的,但我们党夸大了右派的力量,对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因而犯了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开始时中央估计全国应定为右派的不超过4000人,但到运动结束时全国实际上划了55万右派,绝大多数是划错的。当时浙江省长沙文汉等人也被划为右派,省长成为右派这在全国都是少有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实践也引出了错误的理论,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改变了八大的正确结论,认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还是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就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党外开展反右派斗争以后,又在党内开展“反右倾”斗争,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19597月至8月,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开始时基本精神是纠正“左”的错误。会议期间,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大跃进以来的一些错误提出了批评,这在党内本来是很正常的,但毛泽东很生气,把彭德怀的信印发给参加会议的所有人。当时,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总参谋长黄克诚、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等人在会上发言公开支持彭德怀的观点,结果他们与彭德怀一起被认定为犯了“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因此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处理,同时也使党内的民主生活遭到进一步破坏。连彭德怀这样在党内地位很高的人和敢于说话的人都被打倒了,所以在庐山会议之后,党内就基本上没人敢讲真话了。

  此外,从国际上来看,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苏之间的分歧日益扩大,中美之间的斗争也进一步加剧,这使我们党认为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包围中国,这就影响了党对国际国内形势的估计,在1962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就把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和绝对化。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又在部分农村和城市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在运动中把各种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以后又提出了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甚至认为在省和中央一级的部门中也存在着反对社会主义的人,这样就使“左“的错误进一步发展,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悲剧的发生。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党深刻地总结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认真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又逐渐重新走上了正确的道路。1978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并形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从此开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并取得了辉煌的业绩。

  (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遵义会议使我们党走上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则使我们党走上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历经磨难而不衰、在艰难曲折中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

  从以上对中国共产党90年历史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中国革命最终取得了胜利;由于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就是说,由于有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我们党才有了今天的辉煌。那么在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怎样才能夺取新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怎样才能在胜利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呢?关键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才能在胜利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四、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启示

  中国共产党90年的奋斗历程已经载入史册。在90年的奋斗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这些对于党领导全国人民继续胜利地走向未来有着深刻的启示。

  (一)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行动指南。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只有正确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走过90年的风雨历程,历经磨难而不衰,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在新的历史时期,党要带领全国人民夺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胜利,就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党的90年历史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二)必须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确保党始终成为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中国共产党,党的领导是夺取各项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党的建设一刻也不能放松,特别要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全面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使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三)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前进的不竭力量。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党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力量源泉。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党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取得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新的形势下,我们必须进一步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始终把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始终把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作为推进事业发展的根本工作路线。

  (四)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思想基础,是我们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也是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政治优势。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我们会不断地面临新情况、新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五)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保障民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全部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全部工作的根本依据,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不懈奋斗。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据宗旨,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以人为本,保障民生,从解决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问题入手,努力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六)必须始终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经得起胜利和挫折、高潮和低潮、顺境和逆境的考验。对于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是宝贵的财富,都是继续前进的动力。中国共产党从来就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善于通过总结教训提高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进而纠正错误,使错误成为正确的先导。我们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并不是因为它从来不犯错误,而是因为它敢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深入剖析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正确总结教训,有决心有能力防止重犯过去的错误,从而更好地指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不断前进。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  曾林平  浙江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