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机关党委“两学一做”专题学习教育的安排，今天由我来和大家做一个交流。我今天和大家交流的主题是“模范遵守党的纪律，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着重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来讲党的纪律。为什么讲党的纪律要从历史讲起呢？是为了破除人们的一个误解，现在有许多人都以为强调党的纪律是从最近这几年才开始的，好像我们党以前对纪律是无所谓的，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实际上我们党在创建的时候就开始强调纪律问题，党成立以后95年来，大部分时间里也一直高度重视党的纪律建设，只是在一段时间里，对纪律的要求有所放松，现在无非是把这个问题重新提了出来，重新加以强调。所以，只有把党的历史上纪律问题的来龙去脉讲清楚了，才能理解今天严明党的纪律的重要性。
    同时，在“两学一做”专题学习教育中， 纪律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两学一做”的落脚点是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合格共产党员的标准有很多，不同的时期又有不同时期的要求，可以说是与时俱进的。但不管时代怎么变，我认为做合格共产党员，最重要的是做到两条：一条是有理想，一条是有纪律。如果打一个形象的比喻，理想就是正面清单，要求我们应该做什么，也就是要我们做好事，做有正能量的事；纪律就是负面清单，要求我们不能做什么，也就是要我们不做坏事，不做负能量的事。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有理想，专门做好事、做有正能量的事，有纪律，不做坏事，不做负能量的事，我认为就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了。所以，纪律问题对一个党员来说非常重要。
    一、中国共产党在创建时期就旗帜鲜明地提出党要有“铁的纪律”
    马克思主义者一直主张，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要有严密的组织，有铁的纪律。有没有严格的纪律，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之一。我们国家一批早期共产主义者在建党过程中，就以列宁创建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主张党的组织必须集中统一，并且要有严格的纪律，从理论和实践上保证了我们党从建立之日起，就是一个有着严明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方面，在理论上明确提出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我们党在创立之前，有一个理论准备阶段。在这个阶段，一批早期共产主义者就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组织原则等问题在理论上进行了积极的探讨，其中关于党的纪律问题就明确提出要有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这里我举几个例子：一个是蔡和森，1920年9月，他在从法国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就明确提出：“党的组织为极集权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他主张以俄国布尔什维克为榜样，“严格物色确实党员”，规定严格的组织纪律。蔡和森是我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当中最早提出“铁的纪律”的人。另一个是李大钊，他主张效法“俄罗斯共产党”，组织一个社会主义团体（实际上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并提出这个团体应该是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还有一个是陈独秀，他也非常重视党的组织纪律性，主张党的组织采取中央集权制，提出权力集中是革命的手段中必要条件。他虽然没有亲自参加党的一大，但写了一封给一大代表的信，并且向大会提出关于组织和政策的四点意见，交给陈公博带到会议上，其中就有一点是关于“党的纪律”，他的意见受到大会的重视并被采纳。除了上面提到的这几个人以外，当时参与建党活动的一些浙江籍先进分子也开始认识到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要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比如邵力子在介绍苏俄布尔什维克党的情况时，就指出“布尔什维克是很有纪律，很有秩序”的。正是由于这些早期共产主义者在理论上的探索，使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完全区别于旧式的团体、行会、帮派之类的松散组织，一开始就成为一个具有强大战斗力的革命政党。
    第二个方面，在建党过程中与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早期共产主义者虽然在理论上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具有“铁的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但在建党过程中遇到了各种错误观点的挑战，他们反对把党建设成为一个具有严密组织纪律的团体，其中无政府主义者影响最大。无政府主义起源于19世纪的欧洲，是近现代西方小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思潮之一，主张取消国家和政府，建立没有任何政治权威的、绝对自由的社会。无政府主义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他们以革命的面貌出现，在揭露和批判封建军阀的专制统治方面，在帮助人们了解十月革命和新思潮的过程中，曾经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吸引了大批追随者，特别是在青年知识分子和劳工阶层中传播非常广泛，有许多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都曾经信奉过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者虽然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他们从极端个人主义出发，鼓吹个人的绝对自由，反对党的纪律，反对建立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政党，主张自由的联合，人人都可以自由加入，自由退出。他们还参加了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建立活动，比如在广州，在陈独秀到达广州之前，无政府主义者就已经建立了共产党组织。在北京建立早期党组织的过程中也有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加入。他们的主张和实际行动对我们党的建立起着很大的消极作用。为了解决无政府主义的问题，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围绕包括党的纪律在内的方方面面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批判，重点是驳斥他们“绝对自由”的主张，批评无政府主义是“极端的个人主义”，指出在人类社会中，自由总是相对的，所谓“绝对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规劝他们“应该觉悟”。经过论争，大多数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人抛弃了错误思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于少数仍然坚持原有立场的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与他们彻底决裂，把他们清除出共产党早期组织。经过斗争，广州和北京的无政府主义者都退出了共产党早期组织。通过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更加有助于在思想上进一步明确把党建设成为一个有严密组织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
    第三个方面，为建立一个具有统一组织、严格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而努力。早期共产主义者不仅在理论上主张建立一个具有统一组织、严格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而且也在实践中也坚持了这一方向，这一点在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过程中和党的一大会议上表现得最为突出。1920年2月，陈独秀从北京到上海开展建党活动。他在同年5月发起建立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酝酿建党。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大部分是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热情，但对参加实际斗争兴趣不大；另一个是比较自由散漫，不太愿意受严格纪律的约束。所以说要建立政党并在其中过严格的组织生活，要受纪律的约束，有很多人是不愿意的。邵力子就曾经回忆说：“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里，当时有两种意见：（一）建立严密的组织，过组织生活；（二）赞成成立有严密组织的团体，但自己不能积极参加组织生活。”张国焘也回忆说：“当时情形与现在不同，都不愿守什么纪律，听什么命令”。所以，当陈独秀召集他们开会商讨建党问题时，就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施存统和俞秀松在回忆中都说第一次开会未能就建党达成一致意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人不愿受严格纪律的约束。在这样的情况下，陈独秀还是坚持原则，他另起炉灶，和李汉俊一起首先吸收从北京工读互助团来的3个青年——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共同酝酿建党问题，并取得了一致意见。1920年6月，中国共产党最早的组织——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起来。作为党的发起组织，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为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起到了示范作用，也就是说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都是按照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另外，在党的一大会议上，参加会议的代表就党的纪律问题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当时也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其中一种观点就是反对党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经过争论，最后取得一致意见，明确党“要有严密的组织，要有中央”，“要有纪律，要民主集中制，反对自由联合”。一大通过的党纲明确规定，吸收党员要有严密的程序，要履行入党手续，坚持党员入党以后，必须在当地支部中过组织生活，个人服从组织，接受党交给的任务，担负实际工作，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时，必须有组织的介绍，才能在新的支部过组织生活。否定了那种认为只要承认本党纲领就是本党党员，不需要严密的组织，党员可以不受纪律的约束等意见，表明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具有严密组织、严明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
    第二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征程中始终高度重视党的纪律建设。
    我们党靠严密的组织纪律建立起来，党建立起来以后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始终把纪律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历次党章对党的纪律都作出明确规定，党的领袖也高度重视纪律建设，党对违反纪律的行为进行坚决斗争，这样就确保了党的团结统一和强大的战斗力，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伟大胜利。这个问题也可以从
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方面，党章对纪律作出明确规定。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用党章的形式对党的纪律作出明确规定是我们党的一个重大创举。党的一大虽然没有通过党章，但一大党纲已经包含了党章的内容，实际上起到了党章的作用。一大党纲规定了严格的纪律，比如党员入党的条件和手续、党员身份的保密、党员要接受党的纲领和政策、党员要忠实于党等等，从而旗帜鲜明地表明了我们党是一个具有严密组织和严明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了第一部党章，这部党章共有六章，其中专门就“纪律”问题设了一章，集中回答了中央机构职权划分和党的纪律规则、审批权限等问题，明确规定“少数绝对服从多数”、“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凡党员若不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特许，不得加入一切政治的党派”等等。与此同时，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还提出了“要有集权精神与铁似的纪律”等七条原则。党的七大党章第一次把党的纪律写进总纲，提出“中国共产党是按民主的集中制组织起来的，是以自觉的、一切党员都要履行的纪律联结起来的统一的战斗组织。”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八大通过的党章，明确了党的纪律处分的五种种类，就是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这种分类一直延续到现在；八大党章还强调党员要“严格地遵守党章和国家的法律”，没有任何人可以例外；规定了党的监察机关要经常检查和处理党员违反党的纪律的案件，等等。改革开放后召开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十二大通过的党章，把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放在重要位置，明确把“实行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写进了党章的总纲。十八大通过的党章也专门设有“党的纪律”这一章，对党的纪律作出明确规定。除了上面讲到的几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外，其他历次党章也都对党的纪律作出了严格规定。
    第二个方面，党的领袖高度重视纪律建设。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把纪律视为夺取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并要求“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1948年11月，在即将展开与国民党大决战前夕，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口号，叫做“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袖一直把加强纪律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邓小平指出：“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严格地维护党的纪律,极大地加强纪律性。”“共产党员一定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遵守纪律的最高标准，是真正维护和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国家的政策”。江泽民指出：“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和铁的纪律，是我们党历来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优势”，“要把整顿和加强党的纪律，作为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一个重大问题抓紧抓好”，“严肃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经济工作纪律、群众工作纪律，这几个方面都要全面加以落实”。胡锦涛指出：“我们党要始终成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战胜前进道路上可能出现的各种困难和风险，必须发挥纪律严明这个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党的纪律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思想深刻、内涵丰富、要求明确的重要论述，他说，我们党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从多的发展中大国执政，如果不严明党的纪律，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就会大大削弱，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就会大大削弱。因此，他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就要靠严明的纪律和规矩”，“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要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这些重要论述对于严明党的纪律、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个方面，党对违反纪律的行为进行坚决斗争。我们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行纪律上比其他任何政党有更高的要求和更严格的标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做到严明纪律不松懈。回顾我们党95年的历史，党内多次出现违反党的纪律、破坏党的团结的严重事件，全党都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那怕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处于最艰难困苦的岁月，也没有放松对党的纪律的要求。比如说，1929年，党内出现了以陈独秀为首的“托陈取消派”，公开在党内组织“左派反对派”，进行宗派活动；1931年，党内出现了以罗章龙为首的分裂主义者，公开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也就是“第二中央”，进行分裂党的活动；1935年在红军长征途中，党内又出现了张国焘分裂主义，他另立党“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团中央”，分裂党和红军的行动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的这些行为都是党的纪律所不允许的，虽然他们在党内资格很老，地位很高，但在党的纪律面前不存在特殊党员，全党都非常果断地和他们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严格执行了党的纪律，陈独秀、罗章龙被开除党籍，张国焘也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最后走上了投靠国民党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党内对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进行了严肃斗争，使全党受到了一次维护和增强党的团结的教育。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违反纪律行为的斗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等破坏党的纪律、大搞腐败活动的行为进行了揭露和斗争，维护了党的纪律的严肃性，增强了党的团结和战斗力，真正做到了纪律面前人人平等、遵守纪律没有特权、执行纪律没有例外。
    第三个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涌现出无数模范遵守党的纪律的先进典范。
    严明党的纪律不是一句空话，是靠每个共产党员用实际行动实实在在做出来的。在我们党95年的历史上，有无数的革命先烈和先辈把党的纪律看作是自己的生命，无条件地执行党的纪律，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为我们树立了严明党的纪律的光辉榜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这方面我想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讲到遵守党的纪律，我首先就会想到周恩来，他是我们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严守党的纪律的典范。最近看到一篇文章，作者是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曾经担任过周恩来、邓颖超秘书的赵炜，她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是《周恩来是共产党人守纪律讲规矩的表率》。赵炜是1955年到周恩来身边工作的，1965年起担任邓颖超的秘书，直到邓颖超去世，在他们身边工作了37年，亲眼目睹了周恩来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的事，特别是她讲到的周恩来在和邓颖超相处过程中，严守党的纪律，遵守党的规矩的真实故事，看了以后非常令人感动，我想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赵炜的文章中讲了这么几件事：
    周恩来和邓颖超虽然是夫妻，而且邓颖超也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但周恩来认为邓颖超不该知道的事情决不让她知道。很多重要的事情，周恩来可以和有关秘书谈，但是却绝对不会对邓颖超说。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周恩来交代主管项目的负责同志说：这次试验，参加的全体技术工程人员要注意绝对保守国家机密，试验的种种情况不能告诉其他任何人，包括自己的亲属和亲友。这是纪律。周恩来还当即表态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中央委员，但这件事同她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有必要对她说。”主管同志到试验现场后，向大家传达了周恩来的讲话内容，要求大家严守保密纪律。由于周恩来有言在先，反复强调要严守党的纪律，并且以身作则，所以，在原子弹爆炸前，没有发生泄密的事情，也没有任何消息透露出去。
    后来，赵炜有一次和邓颖超说起这件事，说周总理的纪律观念真强，并且总是能够带头遵守纪律。邓颖超说：“嗨，那算什么，当年南昌起义时生离死别，他走前都没跟我露一个字。”邓颖超说的是1927年7月，党中央派周恩来到南昌领导武装起义。接受任务后，周恩来一直没有告诉邓颖超要去南昌的事，直到走之前的那个晚上，他才对邓颖超说：“今晚要动身去九江。”至于到九江干什么，什么时候回来，都没有讲。邓颖超也没有问。后来，邓颖超看了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
    在“文化大革命”中，党的纪律和各项规章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周恩来还是严格遵守党纪党规。有一次，周恩来出去开会，一天一夜没有回来。在周恩来回来之前，街上的大字报和所传的小道消息里，已经透露了有关会议的内容。邓颖超对传言有些怀疑，周恩来回来后，就问他有没有这件事。周总理听后马上反问：你怎么知道的？听谁说的？看到周恩来这么认真地追问，邓颖超就开玩笑地说：你参加会议，你有你的渠道，我有我的渠道，我联系群众，我也有我的“义务情报员”。听邓颖超这么一说，周总理也就没有再追问下去。大家可以想想，在那个混乱的年代，有什么机密可言啊，但是，就像邓颖超所说的“恩来同志仍然是守口如瓶，滴水不漏”。“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很多人来看望邓颖超，谈到一些事情，邓颖超很吃惊地说：不知道啊。对方也很吃惊，问邓颖超：周总理知道的事，你怎么能不知道呢？邓颖超说：不要以为恩来同志知道的事情我都知道，不该我知道的事情，他是从来不说的。
    赵炜的文章中还说了这么一件事，邓颖超在一篇回忆中曾写道：“恩来同志在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他对我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邓颖超回答他：‘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当时，周恩来和邓颖超双方都知道，最后的诀别不久就会残酷无情地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但是党的纪律不允许说的话，不允许讲的事，他们仍然没有说。他们没有能够说出的话，永远地埋藏在各自的心底里了。赵炜曾经问过邓颖超，为什么你们能做得这么好？邓颖超说：“作为党员，恩来同志和我始终遵守着党的教导：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是党的利益的需要。”“党的纪律对于每一个党员来说都绝无例外。越是负责的党员，越应该以身作则，越应该自觉遵守纪律。”
    讲到遵守党的纪律的典范，我还会想起朱枫烈士。朱枫是我们浙江镇海人，是隐蔽战线的一个杰出女战士，也是模范遵守党的纪律的杰出共产党员。她出身在一个名门之家，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抛弃舒适的生活，投入抗日救亡活动，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被党组织派到香港从事情报工作。1949年8月，当时上海已经解放，她的丈夫已经随解放大军南下上海，担任上海新华书店的负责人，考虑到他们夫妻长期分居两地，组织上经决定把朱枫调回上海，让他们一家人团聚。朱枫也把跟在自己身边的儿子先送回了上海，在送别时他对儿子说：“告诉爸爸，妈妈过些日子就回来了”。朱枫准备把工作交接办好后回上海。但就在这时，为了解放台湾，急需派人到台湾，与台湾地下党取得联系，有谁能够担任这一重任呢？组织上考虑来考虑去，想到了朱枫。除了她的忠诚、机警、成熟外，她在在台湾还有社会关系，是一个最合适的人选。可是，有关领导却对此犹橡了好一会。因为他们深深了解朱枫十余年来战斗在敌人心脏，出生入死，在她即将调回上海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又让她担此风险，确实不忍。但在没有第二个选择的时候，还是找朱枫谈话，并征求她的意见。这个任务虽然出于朱枫的意料之外，而且她也知道这个任务随时都有付出生命的危险，但接到任务时，她无条件地执行党的纪律，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组织决定。11月27日，朱枫乘轮船从香港到达台湾基隆。根据出发前与上级的商定，这次到台湾，她只单线会见两个人，完成任务即返回来。这两个人一个是台湾党组织的最高领导人、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另一个是中共地下党员、打入国民党国防部任参谋次长（相当于副总参谋长）的吴石中将。到台湾后，朱枫和吴石前后7次秘密相见，获得了大量极其重要的绝密军事情报，又迅速通过关系，陆续从香港送往大陆。40多天的出生入死，朱枫顺利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得到上级的指示：“速回”。但就在这时，台湾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后叛变，供出了朱枫和吴石。朱枫得到警报的时候，台湾已经实施戒严，海空进出台湾的通道全被关闭。在这个紧急关头，她只得向吴石求助。吴石冒险亲自开出“特别通行证”，通过军用飞机，把朱枫送到还在国民党军手中的舟山，想利用舟山渔船，让朱枫送回老家镇海。这个时候，朱枫离家乡、离亲人只有一步之遥。但国民党方面得知朱枫已经飞到舟山后，立刻在舟山展开了大搜捕。1950年2月18日，朱枫在定海沈家门被捕。被捕后，朱枫知道营救无望，决定以死相拼，以身殉国。她把自己身上的金锁片和金手镯分解、折断，全部吞进肚子里。但被敌人发现后抢救了回来。敌人把她押到台湾，对她进行了多次审讯，但她宁死不屈。1950年6月10日，朱枫和吴石一起在台北街头同时被枪杀，临刑时她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身中7弹，壮烈就义，牺牲时46岁。
    前面讲到的两个人可能离我们比较远，下面讲到的这个人我们有些同志都比较熟悉，就是顾德欢同志，包括我在内我们单位的一些同志都和他有过接触。顾老是上海人，曾经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后来投身革命。抗战时期担任过浙东区党委委员、宣传部长、秘书长，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共浙东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政委。解放以后曾经担任过宁波地委书记、省工矿厅厅长、省计划委员会主任、副省长、省委常委等职务，是党的八大代表。1956年，由于工作的需要，组织上决定调他担任中国科学院电子研究所党委书记兼所长。在我们今天看来，一个省委常委、副省长调任中科院一个研究所的书记兼所长肯定是降格使用，更何况他又没犯错误。但是，在这些老同志的头脑中，党的纪律是要无条件服从的，党的工作的需要不是个人可以选择的，所以顾老就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一直在中科院工作到离休。曾经有老同志问过顾老，对当年的工作调动是怎么想的。顾老说，没怎么想，这是党的工作的需要，作为党员就要服从党的纪律。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由于时间关系不再一一例举了，他们是我们永远的榜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第四个问题，做一个有纪律的共产党员。
    学习革命先烈和先辈，就要拿出我们的实际行动。在“两学一做”专题学习教育中，我们要作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首先就必须带头遵守党的纪律，做一个有纪律的共产党员。那么怎么样做一个有纪律的共产党员呢？除了加强学习外，更重要的是从平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做起，我把它归纳一下，叫做“五个做起”。
    一是从我做起。也就是说遵守党的纪律，每个共产党员都从自己做起。在遵守党的纪律方面，一部分普通党员有纪不责众的思想，认为别人不遵守纪律，自己也可以不遵守纪律。如果大家都这样想这样做，党的纪律就没人会去遵守。我们现在迫切需要做的，就是大家都从自己做起，不要去和别人比，遇事先想一想：这个规定和纪律作为一个党员是不是应该遵守，如果应该遵守，不管别人怎么样，自己就按照规定来做。如果人人都从我做起，就会形成全党都遵守党的纪律的良好风气。
    二是从容易做的事情做起。遵守党的纪律，有些事情相对容易做，自己个人就可以做；有些事情要下一番决心才能做，或者光靠一个人很难做到。那我们就从容易做的事情、个人就可以做的事情做起。从小的方面来说，比如说有事请个假、跟同事打个招呼，是不难的事情，就看你有没有这个习惯。再比如按时自觉交党费，主要也是一个意识问题，有了这样的意识也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从大的方面来说，比如不要传播政治谣言、不要妄议中央的大政方针，只要脑子里有政治意识、大局意识，管住自己的嘴巴就行了，也不是有多难的事情，等等。慢慢地从这些容易做的事情做起，养成好的习惯，久而久之就会形成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的好风气。
    三是从小的事情做起。党的纪律共有六大类，就是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其中有些涉及大政方针，有些涉及具体问题，这些当然都是我们要遵守的。但是在具体实践中，可以先从一些小的、具体的事情做起，慢慢养成习惯。比如说工作纪律中的上下班纪律、请假纪律、开会纪律，群众纪律中的对待群众态度问题，生活纪律中的遵守社会公德、家庭美德问题，等等。这些事情看起来虽然比较小，但从小事中可以看出一个党员的基本素质。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勿以善小而不为”，时时处处从“小事”做起，就是我们模范遵守党的纪律的良好开端。
    四是从有明确规定的事情做起。现在纪律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但现实中确实有这么一个问题，有些问题规定很明确，有些问题规定不是很明确。大家首先从有明确规定的事情做起，现在被通报的一些违纪案例大都是违反有明确规定的事情，叫做明知故犯。纪律处分条例里面规定的六大类纪律都是很明确的，什么叫违纪，违纪了要怎么处分，白纸黑字都写在那里，对这些有明确规定的事情我们一定要严格遵守。另外，根据上级规定精神，结合我们单位的工作实际，我们研究室也制定了十几个有关制度规定，人手一本都发给大家了，这些制度也是我们大家都必须严格遵守的，大家都应该好好学习。在遵守有明确规定的纪律的基础上，对于那些规定不是很明确、甚至有些模糊的事情，我们要多请示、多汇报，不要打擦边球。
    五是从与自身工作有关的事情做起。六大类党的纪律包括了方方面面的内容，我们首先就要遵守和我们党史工作有关的纪律规定。和我们党史工作有关的纪律规定很多，从大的方面来说，我们党史工作者要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做到“党史姓党”，这方面纪律处分条例也有很多规定，比如规定丑化党和国家形象，或者诋毁、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或者歪曲党史、军史的都要受纪律处分。另外还有保密的规定，我们在工作中接触到一些保密资料，不要到处乱说，否则出了问题也是要受纪律处分的。我们研究室制定的制度规定中也有许多是与我们的工作密切相关的，比如关于党史类图书、文章发表管理的规定、工作时间因公外出管理的规定，等等，对于这些与我们的工作密切相关的纪律和规定，我们都要首先严格遵守。
    我想我们大家只要从以上五个方面着手，就会形成遵守党的纪律的良好习惯，就会成为一个有纪律的党员。
    以上是我个人的一点学习体会，和大家分享，不一定正确，讲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